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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一炉香》:张爱玲笔下的“爱情这件小事”


原标题:《第一炉香》:爱情这件小事



电影版《第一炉香》刚一上映,便引来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。场景和摄影等收获好评较多,表演和编剧则成为众矢之的。画皮容易画骨难。从事张爱玲研究的香港学者许子东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:“我一直很奇怪,为什么没人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?它具备了拍电影的很多基本条件,有故事,有男女,有深度,又有知名度。”如今电影有了,梁太太的小白楼,衣橱里的各色衣裙,还有葛薇龙和乔琪乔,纷纷有了具体的形象,但那只“霉绿斑斓的铜香炉”里升起的烟依然缭绕,让人难以把捉。


爱情面纱下的生存博弈


《第一炉香》是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,之后的作品从主题、写法到立意,几乎都能从这个故事里找到源头。女性与她们的婚恋是张爱玲小说最重要的主题。表面上,这些小说描绘的是女性在半旧不新的时代中如何像样地活着;故事之下暗涌的,则是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博弈。这种博弈本质上就是人的斗争,只不过戴着爱情的面纱。


比如,葛薇龙固执且卑微地爱恋乔琪乔,这表面上是年轻女孩揣测恋人心思,其实她比谁都清楚,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段感情。只是她不够强大,对于各色人物只能见招拆招。所以,她不怕成为梁太太敛财的工具,而是靠自己找到生存法门;她也不怕浪子乔琪乔的辜负,只担忧“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”,也因此一度“深幸乔琪乔没跟她结婚”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,还活在旧时代的阴影里,却已对自身的处境和欲求有了超越传统的认识。她们并不是等待着被解放或启迪的女性,而是作为一个人,与时代一起寻找生存的可能。正如许子东所言,“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,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”。


张爱玲与写了《面纱》的威廉·毛姆不同,后者的“面纱”遮住的是处于阶级和人性撕扯中的爱情,本质上是在思考情感与道德。而张爱玲的“面纱”则是以爱之名,无论在《第一炉香》,还是后来的《倾城之恋》《半生缘》里,她笔下的女人们,都在男性的审视和自我的找寻中,努力在乱世里给自己争取一份安稳。这份安稳因为直接关乎生存,所以内含着女人与男人之间,人与人之间,最天然的权力斗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张爱玲与玛格丽特•杜拉斯,两位女作家的文字风格与主题选择虽不尽相同,内里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有着如出一辙的心灵诉求。


葛薇龙的爱情,卑微只在表面,甚至那些不得已,也在她的意料之中。面对华丽却龌龊的婚姻现实,她直言“她们是不得已,我是自愿的”。于是乔琪乔和梁太太等人,他们看似主宰一切的位置,微妙地发生了转换。这不过是在真实人生里,各人有各人的位置罢了。



洞悉世事后的个人选择


张爱玲笔下的女性,虽不是因循守旧的传统女子,但也没有致力于反抗传统,更多是冷眼旁观。这样的态度,有点儿消极,但消极中又有聪慧,毕竟她笔下的女性,总是在为自己筹谋着。


年纪轻轻的葛薇龙,没多久就看透了“那肮脏,复杂,不可理喻的现实”,这一层现实,是她第一天住进“白楼”,衣橱里的一件件衣裙告诉她的。“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,有什么分别?”说没有分别,倒也不是丝毫没有,毕竟梁太太是亲姑母,而她也是自愿的。葛薇龙其实还是有选择余地的,比如可以回上海,或放弃梁太太的各种安排。但权衡再三,她既不想过得不舒服,也无意与时代抗衡。她什么都想到了,接下去就是“活到哪里,算到哪里”。


不过,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种消极,底色不是灰的,仿佛是一种深沉的紫,蕴含着顽固的自我与永远在线的人间清醒。如果没有这层执着与清醒,这些小说就只是痴男怨女剧情或婚恋排雷指南。张爱玲的内心,或许也有类似杜拉斯的那道永恒在场的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”。她们笔下的爱情,既与道德、传统纠缠,又凝练了一个时代女性的生命历程。


旧时代新女性的个人意志,与更普遍意义上人的生存斗争交织,这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的思考基础。那些女性不是深深宅院里的弱女子,也不存在被动和堕落的个人,这些都是表象。表象背后,是由怀念与执着构成的个人意志。在片长有限的电影里,既要理解和展现张爱玲小说里的这种意志,又要照顾镜头和观众的需要,难度自然很高。好在张爱玲在开篇就说过,“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,我的故事也该完了”。所以,不妨顺着小说家的心意,让读过的、看过的烟雾般的剧情升起又散去,香灰冷却之后,我们起身回到自己的人生。毕竟和全部人生相比,爱情是件小事。(作者:叶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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