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 一部主旋律电影，与偏离的争议

难拍的《高山》：角色塑造变迁与真实人物改编

《我本是高山》是一部难拍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。这种“难”，正体现在原型人物已经足够伟大，在众多的新闻报道、纪录片以及其他公开资料的宣传下，人们心中已有一个既定的人物形象和印象深刻的故事细节，电影的改编该如何满足观众的高期待？

从成片来看，《我本是高山》塑造了一个多元、丰富和复杂的张桂梅，这也反映出当下主旋律电影角色塑造的一种变迁。

早期主旋律电影着重凸显伟光正、高大全的主角。宏大叙事下扁平式的人物塑造，让人们与英雄模范之间隔着鸿沟，观众觉得银幕上的人遥不可及，更难说学习效仿。

而近几年，多部主旋律影视作品创造过票房奇迹，也获得了高口碑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，这些作品更注重主角的生活细节，时代英雄和革命战士不再是刻板的“典型人物”，也有细腻的情感流动。主创会因为艺术表达和叙事节奏，加强剧中人物的矛盾冲突，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。

在《我本是高山》中，张桂梅的形象也因为有了诸多生活细节的加持，变得立体而可信。

在《人物》的一篇深度报道中，对张桂梅早期的感情生活有过详尽描述，其中谈及“从大理来到更偏远的华坪任教，最初也是一种丈夫去世后的逃避和自我放逐，但是在华坪，她看到那些被忽视和被牺牲的女性的命运，决定以教育来改变一切”。

因此在电影中出现对“亡夫”的回忆戏份不多，也不算突兀，体现的正是张校长在面临艰难困阻时，内心也会有柔软和脆弱的一面。早年缺少的家庭温暖、与丈夫结婚后的幸福生活以及后来丧夫的痛苦，的确构成了张桂梅最初来到华坪的动机，这点在公开报道中均有提及。

但由于故事一开始就限定在华坪女中建校后的故事，因此对张校长前史的交代、办校前的困难等细节都杂糅进这段时间线中，形成了些许错位。

一个在争议中很少被提到的细节是，在影片后半段，学生唱着张校长最喜欢的《红梅赞》将她从昏迷边缘拉回，个体的情感、对学生的怜爱和心中的信仰汇于一处，成为让不少观众落泪的情绪高点。

影片的另一大争议点，是”酗酒父亲”和“酗酒母亲”的转换。虽然编剧言辞激烈的回应的确为舆论添了一把火，但从她的创作逻辑来看，“酗酒母亲”的出现是为了之后女性互助作铺垫，也是张桂梅多次强调的“女孩子受教育，可以改变三代人”的具象表现。

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：伟大的精神如何通过具体可感的情节体现出来，而非沦为空洞的口号。

所以在《我本是高山》中，“读书是救人”的信念由来，在山月山英两姐妹的故事中自然流露；对党和国家的信仰化为操场上被老师和学生一齐拉起来的国旗，也化为学生奋发上进和老师入党宣誓画面的交相辉映。

真人故事改编的传记片无法像纪录片那样以“绝对真实”加持，也不如剧情片一样有更多的创作空间，需要在两者间找到微妙的平衡。

张桂梅的事迹有海量的纪录片、新闻报道、人物对谈等资料呈现，所有改编情节难免会被拿来与可能的原型做对比。但在实际创作中，角色和情节都是为主旨服务，群像角色结合的是多个原型故事，期待电影创作和纪录片一样的想法模糊了两者的区别，也没有考虑到电影本身的创作范围。

电影需要将张桂梅的大半生浓缩到两个小时内，也需要将那些被人们熟知的细节与表达，融合到一个完整的叙事当中。在此情况下，主创需要浓缩、强化甚至创造一段故事，让角色形象更加鲜明，同时为了保证情节的不重复性，增加不同的矛盾冲突点。

究其本质，传记片的目的是凸显一个具体的、复杂的人。树立榜样是为了精神传承，有人向往并效仿，而不是成为宏大叙事下的孤立样本，因此这些凸显“人性”的生活细节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如果我们从创作逻辑去理解《我本是高山》目前呈现的文本，以理性的态度去讨论电影，即使是批评声也是对电影创作的正向促进。而部分“立场先行”的评论，揣测主创动机的做法，已然脱离了正常的轨道。

真实的“高山”：细节取胜的现实关怀

回归到电影内容本身，真正走进电影院看《我本是高山》的观众会发现，这部电影对于底层女性的困难、城乡的教育鸿沟、以及贫富和阶层差距都有鲜明的表达，主题在数个细节中积累成型，最终在隔山呐喊出“考上了”之时爆发出惊人力量。

张桂梅曾在纪录片中提到，建校第一年，就有9位老师辞职，而更让她痛惜的，是6位学生“读着读着离开了”。她挨个去找，最终也只找回2人，找不回的不是嫁人就是出去打工。

这是她在建校之初面临的实际困难，山中女孩的受教育权常常因为贫穷的家境、愚昧落后的观念无法得到保障。电影以此开始，讲述了张桂梅与华坪女子中学第一届学生的故事。

以贯穿始终的山月山英故事线为例，电影完整地展现了底层女性在现实中的挣扎，以及张桂梅办校的初心。

影片开头，山英和山月跋山涉水，磨破了鞋子去上学。但没过多久，家里人强行将两人带离学校，想让她们退学嫁人，赚彩礼钱给哥哥娶媳妇。

等到张校长翻山越岭赶到她们家时，门上贴着的喜字和横梁上写着的“我本是高山”形成讽刺的对照。成绩优越的姐姐山月被嫁人换钱，妹妹山英被留在家中做农活。张校长拿出身上仅剩的八百块，坚决地拉着山英回校读书。

山月嫁过去后被丈夫家暴，最终被活活打死。山英在伤心之际又面临成绩下滑的焦虑，选择辍学打工。张校长从饭店将她寻回，一次次将她从悲惨的命运循环中拉回正途。

即使有了女校，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，女孩们依旧会听到“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？”“卖头猪还能有两千块”等类似言论。正如张桂梅一直强调的，教这些女孩读书，正是救人。如果不能通过读书走出去，女孩们面临的都是相似的命运：嫁人生子，一代代困在贫穷里。

这也注定了华坪女校教育方式的不同：采取全封闭式管理，入校必须剪短发，吃饭只给十分钟，一切都是为了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学习本身。大多数女生连初中毕业水平都难以达到，她们不得不跑着前进，填平之前被拉开的巨大鸿沟。

张桂梅明白这种“填鸭式”教育是非常苦的，但也是适用于山中女孩最有效的办法。很多女孩连初中毕业考试都没通过，拼尽全力才达到高考的山脚，还需要用力往上攀爬。

为了让师生都拼尽全力，她不得不以一种“大家长”的姿态做出决断，用非常规的手段让女孩们安心读书，走出大山。

但在冷面之下，她也有一颗柔软的心。

在2011年的一部纪录片中，因为有学生不辞而别，张桂梅开会批评老师，认为老师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义务。会后，她坐在办公室里反思和自责，是不是话说重了，“有时候我会想，这样是不是对老师太严了，但是看看这些孩子，看看这些孩子的家庭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”。

在电影中，她不允许学生在宿舍养鹅，却在室外建了鹅舍；一边责备辍学打工的山英，一边拿出牛奶让她补营养；她也会因为老师在高考冲刺期请假而生气，但在老师真的忙不开时也会帮她看孩子。铁面之下的温情让张桂梅的形象变得立体，也让张桂梅与女孩们的双向救赎与成长有迹可循。

最终，华坪女中第一届毕业生本科上线率奇迹般地达到70%。片尾，张桂梅和老师再次翻山越岭去山英家，告诉她高考成绩。昏暗的天光之下，两人隔着山谷举起手电筒，大声告诉对面的小女孩考上大学的消息，既定的命运迎来转折，“逆天改命”有了最好的注解。

过度的质疑与失焦的讨论

从主创采访来看，《我不是高山》的创作初心，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张桂梅校长的事迹，用艺术化表达生动呈现张桂梅的生活细节，凸显其伟大，传递其精神，更重要的，是引起大众对底层女性现实困境的反思，对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。

在讨论中，也不乏有人会提到，目前的一些情节存在不足，对主旨表达无益，但后来铺天盖地的恶评显然已经脱离正常的范围。对电影中一些细节的过度放大，让很多没看过电影的人，在有关电影的讨论中宣泄情绪，甚至对主创的经历掘地三尺，要证明其本身的信仰存在问题，从而否定整部电影的创作动机。

健康的舆论环境应该允许正反两面的声音都能存在，而不是对另一边的所有声音打上标签，容不下任何理性的讨论。

原本一部电影能引起各方讨论不是一件坏事，说明其内容本身和所承载议题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，的确值得反复探讨。作为真人真事改编的主旋律电影，《我本是高山》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本就高于其艺术价值，对其的讨论也应该回归到问题本身，比如底层女性的教育公平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，女性追求的平等权益等。

目前《我本是高山》已上映两天，也有越来越多看过电影的观众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他们为电影中山英山月的故事落泪，也为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迹而感动。也希望有更多对张桂梅事迹感兴趣的观众，走进电影院，抛开先行的偏见，用自己的观影感受，给出最真实的评价。